作者：王映骞
(博讯 2013年4月20日)
2012年11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RFA）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被辞退，此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折射出流亡藏人在社会转型期间进步力量与守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这是《流亡藏人的多重困境》给我的第一印象。
阿沛•晋美任职期间，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恪守新闻准则，努力客观地报道不同声音，支持不同理念的交锋。作为媒体人，晋美的职业态度值得赞扬。但为什么一个标榜“自由”的媒体，却容不下客观的立场和独立的人格？关于亚洲自由电台，与阿沛•晋美一并被辞退的嘉央诺布引述过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RFA的任务是向没有自己自由的国家广播机构的民众提供他们自己独立和最及时的广播服务并由美国大众买单。”按该官员的定义，RFA藏语部应致力于推动西藏的“自由进程”，而晋美领导下的RFA藏语部一直在很好地履行这一职责。从RFA藏语部绝大多数人联名请求留下晋美，可见他深得人心。一个不能保障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媒体真能给藏人带来自由吗？
有观点认为，晋美事件反映了流亡藏人内部的冲突。激进的新一代藏族青年反对达赖的“中间道路”、希望西藏“彻底独立”；还有些有心政客利用达赖的名号，趁机擢取政治利益。当一件事情放大到群体，提升到历史高度后，就会掺有阶级，和着利益，混进让人分辨不清的猜测和谎言。在此，我想试着从流亡藏人的角度，来解读一些关于他们的事件。
“流亡”并不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是背井离乡，是举步维艰。流亡的道路是看不见尽头的，艰辛得让人绝望。中国史上的大规模民族迁徙都是沉重的，若不是迫于生计，没人愿意远走他乡。而藏人的离乡，并不是因为西域大地不能提供充足的牧草和清洁的水源，而是一次为了捍卫信仰、追求自由的征途。放弃已有的安定，走向未知的世界，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但是对虔诚的教徒来说，这一世的苦难是为了下一世的轮回，比物质欲望的享乐更崇高的是宗教。这是一种没有信仰的人无法体会的狂热，你无法窥探，无法触及，更无法理解。历经半世纪的苦难，达兰萨拉充满了藏地的气氛，外界的褒贬并没有动摇他们一世的信仰。一位活佛说过，佛法的基本要求就是：远离生命中对苦难的恐惧和希求。这种流亡，更能涤荡人心吧？
一个小女孩对着考察流亡藏人生存状况的人平静地说：“我妈妈去世了，她说她一定要回西藏，就算是轮回为一株草、一朵花。”
也许他们的宗教领袖听到了这种声音，提出“中间”道路，要求西藏“高度自治”，欲与北京谈判，让流亡藏人回到那片滋养了藏传佛教的净土。历经流亡的一代，怀抱此生不能见的悲凉远走，但出生在西域之外的青年们反对这种中立的态度，要求“独立”，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然发表反对达赖的言论。看上去流亡藏人内部起了争端，但这种争端的实质已超越了文化、信仰和生态。现代化潮流席卷世界，偏于一隅的中国藏区也难免于这种冲击。激进的青年人认为，只有西藏“完全独立”才能呵护他们的传统文化，本意是善良的，种下的，是善的因。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的确值得深思。两次工业革命把人类带进了现代物质文明，高效、快捷、便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但是文明了的我们真得幸福吗？看上去人们只是越来越焦虑，深陷在文明带给我们的麻烦中，被文明缚了双手。佛教倡导追求内心平静。北京似乎非常困惑：为什么越是对西藏进行现代化改造，他们就越反抗，越是给他们先进的生活便利，他们越痛苦？为什么西藏经济越发展，自焚的人越来越多？物质并不能让人满足，只会使内心的欲望膨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北京是唯物主义者，而信仰佛教的藏地是唯心主义者，北京越是积极地给西藏输送现代化的物质和理念，西藏就越以恐惧、封闭的姿态去保护其脆弱的文化。于西藏，北京给的都是侵蚀她文化和心灵的毒药，滋养的是心中的恶魔，是唯物主义禁锢无上自由的利器；于北京，只是觉得委屈，明明把你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你却以怨报德。信仰的差异导致沟通的困难，求同存异很难。为什么就不能不放下强势心态，选择尊重呢？毕竟，至少从表面上看，“中间路线”只是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诉求。
阿沛•晋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自八五年以来就没有回去过。”一个“回去”是多么意味深长啊，与之对应的是“出走”和“流亡”。这句平淡的叙述饱含了无限的心酸、无奈与磨难。纵使科技再发达，能联通世界的每个角落，远在千里也能观察到西藏的动态，但再清晰的远观也比不上在西藏土地上磕个长头来得实在。
为了追求信仰的自由，他们付出得已经太多了。藏传佛教应该在给了它生命和活力的藏地不断发展，失了根基的文化凭空生长是不会长久的。一种高于物欲的生存方式应在那片一直纯净得能净化人心的土地延续。他们的自由只需要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打扰。
